1909年，和尚苏曼殊和青楼女子百助枫子一见钟情，他们二人同床共枕数晚，却相安无事。
1909年，日本东京猿乐町的一家客栈。一个穿着袈裟的中国和尚，和一个容貌绝美的日本青楼女子同躺在一张榻榻米上。
夜深了，女子转过身，主动解开和服的衣带，露出肩膀，靠向和尚。她轻声问：“我虽在青楼，却是干净之身。你既然爱我，为何不碰我？”
和尚浑身发抖，双手死死攥着被角。他猛地坐起身，抓起衣服披在女子身上，一把将她推开，说：“我怕达到沸点。”
孤男寡女同床共枕数晚，竟然真的相安无事。这个和尚，就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“情僧”苏曼殊。
而那个女子，是日本艺伎百助枫子。
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。他的父亲是广东在横滨的茶商，母亲是日本女佣。出生后不久，父亲带着他回国，母亲留在日本。在广东老家，族人指着苏曼殊的鼻子骂他是“野种”。大妈不给他饭吃，他只能去厨房找发霉的饼子啃。
十五岁那年，苏曼殊回到日本横滨上学，认识了邻居家的日本女孩菊子，两人互生情愫。
苏家得知后，极力阻挠，跑到菊子家里大闹。菊子遭到父母毒打，当天深夜，她走到海边，纵身跳海自尽。
苏曼殊赶到海边，从水里捞起菊子的尸体。安葬完初恋，苏曼殊买了一张船票回到广州。他径直走进蒲涧寺，跪在佛像前，剃度出家。
他想用袈裟逃避这个残酷的世界。但他不仅是个和尚，还是个革命党人。他精通英、法、日、梵等多种语言，跟着孙中山、黄兴等人四处奔走，反抗清廷。
1909年，苏曼殊作为革命党人，流亡日本东京。
一天傍晚，苏曼殊路过猿乐町的一家青楼，听到里面传出八云筝的琴声。琴声极其悲凉。苏曼殊推门进去，看到了弹筝的百助枫子。
枫子也是个苦命人。她从小被卖入青楼，受尽白眼，靠卖艺为生。苏曼殊点了一壶茶，坐在枫子对面，两人开始交谈。
苏曼殊讲自己吃发霉饼子的童年，枫子讲自己挨打的遭遇。两个从小缺爱、身世畸零的人，一见钟情。
苏曼殊没钱，但他画得一手好画。他在客栈里画三月桃花，画到桃花的花瓣时，他放下颜料碟。他走到枫子面前，拿起毛笔，直接蘸取枫子嘴唇上的胭脂，然后转身点在画纸上。
枫子看着这个才华横溢的中国和尚，彻底沦陷。她收拾了几件衣服，直接搬进了苏曼殊的客栈。
两人同住一间房，同睡一张榻榻米。
面对主动宽衣解带的枫子，苏曼殊是个正常的男人。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如实记录了自己当时的生理反应：“备受煎熬，欲火焚身。”
但他死死压住了自己的欲望。
接下来的几个夜晚，苏曼殊宁可自己整夜整夜地坐在窗前吹冷风，也绝不跨越雷池一步。他用这种极其残酷的“不碰”，给了枫子一个男人在绝境中能给出的最高级的责任感。
几天后，苏曼殊接到国内革命党的密信，必须立刻回国。
临走那天，枫子一路送到客栈门口。她手里拿着一片红叶，哭着拉住苏曼殊的袖子，求他留下一首诗作纪念。
苏曼殊接过红叶，走到书桌前，拿起毛笔。他流着泪，在纸上写下四句诗：“鸟舍凌波肌似雪，亲持红叶索题诗。还卿一钵无情泪，恨不相逢未剃时。”
写完，苏曼殊放下笔，推开门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客栈。枫子拿着那张纸，在客栈里痛哭失声。
回到国内，苏曼殊继续在寺庙和红尘中穿梭。他极度缺乏安全感，把所有的慰藉都寄托在甜食上。
苏曼殊极度贪吃糖果，没钱的时候，他甚至找牙医敲下自己嘴里的金牙，拿去换糖吃。朋友们都叫他“糖僧”。
1918年春，三十五岁的苏曼殊在上海因严重的肠胃病住院。
医生下达了死命令：绝对不准吃糖。
苏曼殊表面答应。等护士查完房出去，他立刻掀开枕头，从底下摸出偷偷买来的一大包栗子糖，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。
5月2日，苏曼殊在病床上咳血不止，停止了呼吸。
朋友们赶来医院收拾遗物。他们掀开床单，发现苏曼殊的床头和枕头底下，散落着许多没吃完的糖果和糖纸。
在他的枕边，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八个字：“一切有情，都无挂碍。”
苏曼殊去世后，他的好友陈独秀曾如此评价：“在许多旧朋友中间，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，真是不可多得了。”
或许，苏曼殊的一生都在治愈自己不幸的童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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